“神经症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”——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

时间:2015/5/11 点击:236 发布:

卡伦•霍妮: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

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,我终于云里雾里地看完了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。这应该是我今年看的最重要的一本书,属于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的那种。

“神经症”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,也许相对陌生,我也已经忘记了神经症的具体定义,但是在生活中,我总能感到一些具体的困扰:

比如,我在一个会议上,很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,因为我怕别人耻笑我浅薄幼稚;

别人随口开我一个玩笑、随便调侃几句,我会心里觉得受刺激得不得了;

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上,只要有人优越于我,我就感到受到莫大的威胁,总担心有一天会在他面前颜面扫地,或者遭受侮辱;

因为害怕遭受失败和侮辱,我小心翼翼地做人,把想法压抑在心里,即使满腔怒火也要强作镇定;

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我、嫉妒我、想要陷害于我,而我总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或崇敬,但有人当面表扬我时,我只感觉那是一种对我低下智商的同情和鼓励;

我总拿自己跟别人比,然后觉得自己软弱无比、一无是处。

再比如,当我所在的小团体撇开我去做什么事,哪怕只是撇下我而一起走出一个门口,我心里都无比难受;

当朋友的微博得到别人转发和大量评论,我总是失落无比,最后避免发微博,这样就不会遭遇无人评论的痛苦;

我总觉得朋友们都有很多朋友,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;

当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短处时,我心中已经暴跳如雷,表面却装得波澜不惊;

在与人争论时,我十分害怕处于下风,觉得辩论不过别人,就是弱智的表现,别人的辩驳,只是对我的侮辱和攻击,久而久之,我不敢与任何智力相当或我认为智力超过我的人辩论,只能随声附和;

我不敢拒绝别人的任何要求,并且极为热心地想要为他人服务;

在陌生人面前,我尽量把自己伪装成傻子,避免参与某事、发表看法,以避免暴露我的无知无能,同时希望在人群中得到关注,成为一次团体活动的中心人物,能够显示自己聪明无比,洞悉一切;

当我无聊时,我什么也不想做,因为什么也不能使我迅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,同时因为什么也没做而感到烦躁不安……

这些在卡伦•霍妮看来,都是神经症的表现,而且只是比较浅层次的表现,而且只是某一类表现。

“神经症”用来形容一种人格,神经症患者介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,非常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。

卡伦•霍妮认为,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,便是饱受焦虑的困扰,她使用“病态焦虑”这一名词来指称神经症患者,这也是全书的主要议题。

这种焦虑,不同于简单的周日晚上还没做完周一要交的作业这种简单的焦虑,而是深埋于潜意识中的一种焦虑,卡伦•霍妮把它叫做“基本焦虑”。经过一系列复杂论证,卡伦•霍妮认为这种焦虑是“基本敌意”引起的,“基本敌意”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“敌意”。基本敌意催化出基本焦虑,并与基本焦虑互相作用、互相激发。

我已经忘了卡伦•霍妮是怎么论证这些乱七八糟的名词的。在这本书里,中文的“敌意”似乎不能涵盖卡伦•霍妮所说的“敌意”,她说的“敌意”里面,还包括某种潜意识中的恐惧。病态焦虑,便是对并不存在、或并不那么大的威胁,产生过量的恐惧。

而人为了摆脱焦虑,会本能地产生某种抑制作用,抑制作用纷繁多样,而卡伦•霍妮总结了抑制作用的四种表现:爱、顺从、权力(还是攻击?)、退缩(回避)。反过来,这些表现也可以反映焦虑的存在。

在一大堆铺垫完成之后,全书进入了最精彩的章节,卡伦•霍妮接下来分析了她认为的两大类基本焦虑——关于爱的焦虑,关于竞争的焦虑。

不管你认不认同卡伦•霍妮用“焦虑”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烦恼。但她在这两大块内容中对无数具体事例的分析绝对能让人有所共鸣,而且不能不承认,这种我们隐约感觉到的痛苦和折磨,是真实存在的。

比如,卡伦•霍妮分析一种竞争心理:

神经症患者受一种盲目的、不可遏制的和不区分对象的冲动的驱使,拼命地去诋毁他人。他甚至可能明知他人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实际的伤害,他人的失败甚至可能对自己不利,但他仍然拼命地诋毁他人。他的这种感情可以清晰地描述成这样一种信念——“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”,而这不过是“只有我才应该取得成功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在他的这些破坏性冲动的背后,可能存在着大量的紧张情绪。例如,一个正在写剧本的人,当他听到他的一个朋友也在写剧本时,竟忽然陷入到一种盲目的愤怒中去。

我们在许多人际关系中,都可以发现这种打垮和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……

而同时,卡伦•霍妮分析道,这个人也可能拼命抑制自己的这种破坏性冲动,生怕别人会报复自己。因为害怕别人的嫉妒,他便不敢表现得出类拔萃,因为在他的思维中,别人也和他一样,视他人为潜在的威胁。即使他不攻击别人,也无时无刻处在随时遭受别人攻击的不安全感之中。

最后,他可能会希望从竞争中退出,以摆脱这种焦虑,并且潜意识中欺骗自己淡泊名利,而他同时又自轻自贱,自我贬低、自我谴责,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,深深沉浸在自卑感中,一种无能、懦弱的感觉在折磨着他。同时,他又害怕别人看出他的无能和懦弱,害怕自己因此遭受屈辱。他只好表面上显得谦虚,尽量不和人发生任何争执和矛盾,更不要说和人竞争,但他心底里无法欺骗自己真的与世无争,转而又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人。当别人无意中揭穿了他的虚伪,他简直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。

他没法解决这种痛苦,因为“只有我才应该取得成功”“只有我才应该是最强的”已经根深蒂固地印在他的潜意识之中。在摇摆不定的心理环境下,他反而没法发挥出他应有的潜能,与自己的期望相差甚远,他就会循环往复地痛苦下去、焦虑下去。这样的人,根本无法真正专心于他野心所指的事业中,他仅有的能量和心智,已经被焦虑和对抗焦虑消磨殆尽。

再比如,卡伦•霍妮分析一个女人对爱的病态需要。一个非常渴望爱的女人,总觉得自己缺乏爱,当她终于与一个男人“相爱”时,她又深感自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,或者自己不配得到别人的爱。在不安全感之中,她总觉得男人已经不爱她了,她深受失去爱的恐惧的折磨。最后,她为了摆脱这种焦虑,终于与男人分手,同时又觉得自己没有人爱,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,自己得不到爱。

还有一种不分对象,不加选择的爱,体现在我们与朋友的关系中。一个人太需要爱了,他希望得到身边所有人的爱,这导致他总是害怕失去爱,于是,他对别人非常好,甚至牺牲自我,完全为朋友而活,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失去朋友的爱。但同时,他又觉得自己的牺牲没能换来朋友同等的爱的来回报,这让他觉得自己得不到爱,觉得朋友都在疏远他。他越是投入,就越是处在得不到爱的痛苦之中,朋友一点点怠慢或是冷漠的举动,在他那里都被无限放大,世界上所有的人,仿佛都成了他的敌人。为了避免痛苦,他索性谁也不爱,可他自己又忍受不了孤独,而更加需要爱,更加害怕自己得不到爱。其实,他意识不到,自己骨子里是一个自私的人,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爱,他真正爱的,是他自己。在爱这件事情上,神经症患者同在竞争的事情上一样,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能。

我非常简单粗暴地复述了一下卡伦•霍妮所举的例子中的一小块。而实际上,卡伦•霍妮根据她之前的铺垫——即焦虑、敌意、抑制作用的相互关系,对每一个事例都进行了博大精深、滴水不漏的严谨分析,用心理学中的所谓“动力学原理”进行一步步推导和论证。

在神经症患者身上,这种关于爱的焦虑与关于竞争的基本焦虑,往往混杂在一起,让人深受其苦。这种痛苦无法摆脱,使人越陷越深,生活对神经症患者来说,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苦役。

于是,在临近结尾的一章中,卡伦•霍妮专门论述了人的“受虐狂心理”。她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,把受虐倾向仅仅停留在性行为的领域,而是解释了,受虐如何成为一种抑制机制作用于焦虑的人。她说:“所有病态的受苦,都是为一种渴望满足的愿望所支配的。”不过,我已经忘记了她的论证过程,实在跟不上她的思路。

最后一章则简洁明晰,具有高度智慧,卡伦•霍妮开始解释这一切的原因,即解释为什么在“我们时代”中、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,才会出现如此大量的神经症患者?

她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,把心理现象归结为“口唇欲”“肛门欲”等生理学领域,而是从社会学领域找到解释的通道:

人作为一种动物,是猴子进化而来,但根本上摆脱不了群居的本能。除去生存的威胁,人类需要相互取暖,缓解虚无的时空中,无时不在的孤独。这种本能,是取消自我的本能。热衷于某个宗教、献身于某项事业、真正献身于家庭,或者干脆睡觉,都是取消自我的表现。人类,这宇宙中微小的尘粒,只有附着于某种“伟大”的事物时,才延伸了自我,摆脱孤独、虚无、渺小、无力的感觉。

而同时,在“我们的时代”中,个人主义、对自我的肯定与尊重占据了主流文化价值,从社会学的角度说,这源于经济基础——我们所处的商业社会,它决定了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。商业社会强调竞争,这放大或者说催化了人类的另一个本能,便是“敌意”。

不过,恰恰在这关键的一点上,卡伦•霍妮表示了谦虚,她表示自己不是真正的社会学家,便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,不过她的结论倒很能让人信服,那就是——经济领域的竞争意识已经蔓延在整个文化氛围里,包括我们的家庭,远远超出经济领域。

而同时产生的文化产品,便是个人主义,自我被放在绝对的位置上,“自由”成了最大的空头许诺、最可怕的谎言。

我们文化中的人相信,自己是无所不能的,人生以实现“自我”为己任,社会便是天高地阔的竞技场,每个人是有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的,只要他够努力、够强大。然而,自我实现之路,一旦遭遇挫败,人便会陷入无限的焦虑之中。在我们的文化里,人必须努力竞争以取得成功——成为某个领域里最强的人(名声)或者最有钱的人(金钱)。在这样的竞争文化之下,“成功”被不断地强调和渲染,成功本身超过了一切,急切想要成功的人不仅不能享受任何乐趣,而只能为深深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所苦恼。他不明白,正因为他太想要成功,而导致了他的焦虑,而焦虑又使得他不可能关注事业本身,使他离成功更加遥远。

不管我们装得多么翩翩君子,遵守道德,但竞争中的自我是绝对排他的、利己的、自己的胜利是以他人的失败为代价的——这就是敌意。在全球化的竞争中,宗教、族群、祖国、家庭等都不复存在,剩下的,只是一个个单独的人,只是少数的成功者和多数失败者,自我之上,再无他物。可以想见,这在一个农耕文明中,是不可能的。

这是一个人类所不能承受的超大号“自我”,即使家庭也不能成为我们的避风港。从弗洛伊德发现“俄狄浦斯情节”开始,家庭内部的竞争走进心理学家的视野。家庭内部,同样不能避免竞争,——父母之间的竞争、子女之间的竞争、父子之间的竞争、兄弟之间的竞争等等等等,因为家庭同样为大的文化气候所浸染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,说到底,不就是竞争么?“我成为班里面最牛逼的学生”和“我成为社会中最牛逼的人”是同样的意思。

显然,这样的超大号自我,与人类的本能相违背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即释放“敌意”,同时又拥有“爱”,我们不可能在紧守“自我”、扩张“自我”的同时,又将自己献给某个更大的事物。实际上,对这样的自我来说,已经没有更大的事物了。

加上在竞争的、个人主义的文化中,“爱”的功能,因“爱”来之不易,又被过度标榜和放大,从而更加加重我们关于“爱”的焦虑。

这就是为什么,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由“敌意”引起的“竞争”与“爱”所造成的内心冲突之下,永远不得安生。

按照这样的说法,岂不是我们社会中的所有人,都要变成神经症患者了?卡伦•霍妮下了个简单的辨别标准:正常人同样会感受到焦虑,但能够自我调适,但是,神经症患者会因为焦虑,而丧失了行动和调节的能力。不过,正常人也完全有可能成为神经症人格。

在我看来,神经症人格伴随着人的成长,会嵌入完整的人格之中,无法摆脱。而一个有幸成长为人格健全的成年人会,比较不容易陷入神经症人格。

也就是说,拥有社会地位、事业成就(成功)和爱的成年人,比较不容易受到焦虑的过分伤害。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,则更容易发展成神经症人格,这与他没有社会地位、事业成就(成功)和爱,是互为因果的。

不幸的是,成长之中的人格,无法意识到神经症人格——这个在整体人格之中,随时会扩散的肿瘤。而且在卡伦•霍妮的看法中,神经症患者,即使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病态人格,也仍然无法摆脱焦虑与痛苦。宗教业已式微,家庭也不产生超过自我的意义,族群、民族什么的就更加没有了,没有一处可以安放我们野心勃勃又孤苦伶仃的灵魂!

那么,已经患有神经症人格的人,是不是只能深陷绝望之中,真的没有办法挽救自己了呢?卡伦•霍妮没有给出解答,而是残酷地、深沉地、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神经症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”

转自豆瓣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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