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——《狂热分子》

时间:2015/4/9 点击:307 发布:

“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,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、关上窗户,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。因为在希望(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)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,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,一如在《启示录》里,传布末日四骑士(饥饿、战争、瘟疫、死亡)降临的,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。”这是霍弗《狂热分子》一书中的一段话,深刻而清晰地描摹了一群狂热分子的形态,就像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一样,希望与行动并不一致。

埃里克•霍弗40岁的时候终于结束了颠沛流浪的生活,有了正经职业:码头搬运工。在旧金山码头,搬运工是两两搭档的。有一天,和霍弗搭档的是码头上笨手笨脚“最不行”的一名工人。霍弗惊讶地发现,这位搭档连两个人份内的活都没有干好,却偏要帮助别的小组。如果霍弗以“穷不帮穷谁照应——当里格党”的道德思维去想这件事,大概会把搭档想象成无私奉献的雷锋式人物,不过霍弗是从心理角度想的,他想到: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,别人会耻笑你,但你帮助别人时,便没有人耻笑你。

其实很容易理解,人活着,在温饱之外,要的是一份感觉,被世界需要、被社会需要、被他人需要、哪怕是被一只流浪猫猫需要的那种心理满足感,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“生活的意义”。

感谢这个“最不行”的工人,霍弗灵感一发,开始撰写“群众运动心理学”。作为基础的是“管闲事”这一条:“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,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。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,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,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。”

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“畸零人”和“失意者”为伍的一生。那些弱者、穷人、被压迫者、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、逃犯、不肖者,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概括为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”,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、革命动力、炮灰和信众。难得是,霍弗自己没有以“愤青”的姿态出现,他不批判“环境”,他解剖“群众”自身。正是这种生活经验和超脱的视野,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: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为研究群众运动的“圣经”。

“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,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。所有形式的献身、虔诚、效忠和自我抹杀,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——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。因此,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,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。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,但我们对国家、宗教、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,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”。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,心理驱动力使然,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“神圣事业”,好让个人的责任、恐惧、缺点得到掩埋,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。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、宗教也好、民族主义也好、法西斯主义也好、共产主义也好,都没有什么关系,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,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并且掩埋他的一切缺点与不负责任的态度。霍弗指出:“他无法被说服,只能被煽动。对他而言,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,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。”

在狂热之下,一个口号、一句话或一枚徽章,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。在狂热之下,他献出自己的自由,换来组织的信任,而在上级的命令下,“干下流勾当”是无罪甚至有功的。狂热者可以没有上帝,但是需要一个光辉灿烂的“未来”、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“目标”、以及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“魔鬼”。狂热者们则以“常青藤遮身的少女和带着花冠的青年”的美好伪装,批着美好的外衣来散布罪恶。

本书中很重头的章节是关于“言辞人”(man of words)的。“言辞人“可以是教士、先知、作家、艺术家、教授、学者或一般识文断字心存高远的知识分子。与大众不同的是,“言辞人”有一种特殊的虚荣,那就是被肯定、被尊重。霍弗说,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,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,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。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,尊他为拉比,那耶稣说不定就不去宣传新福音了。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,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。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,或许他就不去编那激进的《莱茵报》了。我必须加上,如果蔡元培批给青年润之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指标,那中国的历史没准都要改写了。“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,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,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”——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“隐痛”。

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满的诗人、作家、历史学家、学者、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为先导。正是因此,聪明的当权者应该放下架子、同言辞人结成同盟。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教士,那么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。同理,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官吏,那么现政权就比较稳固。

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,他们有野心但是没有能力,有抱负但是没有才华,因此更没有资格被政权收编,也就更易于将满腔愤懑投入一个激烈的反叛运动。早在1941年的时候,皮特•菲尔埃克就指出: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,比如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,戈培尔写过戏剧,罗森贝格试过建筑和哲学,席拉赫写过诗,丰克试过音乐,施特来谢尔试过绘画——不幸的是,他们的艺术野心没能得到满足,世界也因他们的不幸而更加不幸。

但霍弗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群众运动:“说来不可谓不奇怪,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,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、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”。而这种狂热被过度地使用所创造的喧嚣和复兴却也无疑是空洞的,它体现在方方面面,譬如一句口号一个徽章就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,盲目的崇拜与追随。在街上追问“你幸福吗”由此看来是毫无意义的,因为狂热者们从不思考此类问题,而清醒的人却更不愿面对。

要想根除这种灵魂的疾病靠打针吃药是不行的,制度和文化的改变才对医好群体疾病有所贡献。在这个狂热而信仰缺失的年代里,灵魂的疾病,还需要灵魂来拯救。

转自豆瓣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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